泽熙美文问答题
1. 如何理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正确答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一封信中的名言。“星星之火”指的是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政权地区中的小块红色区域，即局部地区内的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政权；“燎原”指的是革命的发展、红色政权的不断扩大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统治，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了，但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农村坚持了下来，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但当时党内一些人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明确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和希望。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特道路为什么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一方面，就其可能性而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同中，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能够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终成“燎原”之势。
只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白色政权包围中的红色政权完全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毛泽东精辟概括了这些条件：(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这种分裂和战争既然总是持续不断，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利用这种矛盾而发生并长期坚持下来。(二)红色政权之所以在小块地区发生，是和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大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的地方。(三)小块红色区域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形势是随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四)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此外，还需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能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
另一方面，就其必然性而言，中国革命只能走“星火燎原”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逐步探索出的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首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在革命力量超过反革命力量时占领中心城市的经验。因此，革命工作以城市为中心，武装起义首先是为了占领中心城市，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大革命已经失败，中共中央一度将党的重心放在中心城市，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都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多经过摸索，转移到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僻农村和山区坚持斗争。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迫使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历史一再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革命遭到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
2. 为什么说古田会议使我军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正确答案：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农民自然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红军的主体是农民的情况下，红军中的党员也主要来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因此，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把红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的砻市会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工农红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红军”由此而来。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的柏露村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
离开井冈山之后，由于处境困难，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争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同时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存在极端民主化倾向，非但没有解决好这些争论问题，而且导致毛泽东暂时离开了红四军。同年9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召开，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会议开了3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会后，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严峻考验。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要求红四军纠正极端民主化倾向，加强党内团结。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大会根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集中体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指出以后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党员的条件是：(一)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二)忠实。(三)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四)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五)不吃鸦片，不赌博。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认为军事和政治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强调要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后来在各地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
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自那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3. 为什么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
正确答案：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根据地实行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他首先以50万兵力，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
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有8万多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陷入被动。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当时出现过一次红军粉碎“围剿”的有利机会。曾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公开宣布抗日反蒋，于1933年11月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此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签定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但博古等认为蔡廷锴等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没有采取直接支援第十九路军的行动。结果，孤立无援的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蒋介石在打败了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把“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仍负总的责任。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当强大敌人进攻时，在土地问题上进一步推行“左”的政策，结果造成社会混乱。“左”倾错误进一步红军立刻大踏步地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
